于品海｜香港還有什麼制度優勢？

香港五一勞動節的最大慶祝是「五月天」演唱會和煙花表演，為的是吸引更多內地遊客，繼續「夜繽紛」。雖然政府也適時宣布新的最低工資安排，但「一年一檢」卻要等到2026年，可想而知在僱主和勞動階層之間孰輕孰重。既然工會都接受，工人們還能埋怨什麼？香港政府官員循例探訪基層勞工，但從網站的點擊看來，沒有多少人理會這些報道，只是將其視作政府的宣傳。對市民來說，這些政策顯然都搔不着癢處。

內地是社會主義制度，五一勞動節自然是大節日，除了是長假期，鼓勵出外旅遊和消費，也是發布大新聞的時刻。今年的大新聞是萬眾期待的「福建艦」航母進行海試。這是中國的第三艘航母，體量比原來兩艘航母大得多，更是美國之外第一艘有能力配備電磁彈射技術的航母。中國也是美國之外唯一能單獨自主研發第五代隱形戰鬥機「殲-35」的國家，結合卡塔爾能源集團剛宣布向中國訂購18艘全球最大的27.1萬立方米超大型液化天然氣（LNG）運輸船的消息，再次證明中國綜合科技實力早已超過大多數發達國家，而且正在以超高速度繼續轉型和升級。

同一天，新加坡總理李顯龍在新加坡全國職工總會（NTUC）勞動節集會上發表任期內最後一場關鍵演講。在過去二十年，李顯龍差不多每年都以總理名義出席該活動，因為五一勞動節是新加坡的重大節日，李光耀領導的人民行動黨（PAP）就是因為得到工會的支持而成為執政黨，並連續在14次大選中勝出。

同為資本主義，星港高下立見

新加坡和香港都是資本主義社會，而且曾經都是英國殖民地，但人民行動黨與勞工階層的關係堪稱共融共贏，沒有任何資本主義經濟體能夠望其項背。新加坡在建國之後建立「三方主義」（Tripartism）勞資溝通機制，以此為原則，由政府（由新加坡人力部代表），僱主（由新加坡僱主聯合會代表）和勞工階層（由新加坡全國職工總會代表）組成「三方夥伴」（Tripartite Partnership）架構，為與勞資相關的安排和保障勞工收入制定政策。新加坡建立了擁有龐大工會組織的經濟體中少有不發生衝突的勞資協商機制，僱主和勞工對政府都有巨大信任，雙方很少遇到難以磨合的分歧。

李顯龍在演講中重申新加坡經濟發展戰略是「轉型」和「升級」（transform and upgrade），這個戰略核心與「中國製造2025」一樣，後者是中共推動深化改革的主要內容之一，中國今天在多個製造業的成就是這項計劃的成果。新加坡長年堅持製造業的核心地位，它的製造業規模依然超過GDP的25%，與德國相似。得益於轉型和升級戰略，新加坡在製藥、納米科技、半導體、芯片產業都處於世界領導地位，經濟不至於脫實入虛，勞工收入維持高水平，社會保持穩定。香港今天的困局就是從來不存在發展戰略，而且治理缺位、科技應用落後、金融業和地產業過渡膨脹，毫無產業轉型及升級的說法。

李顯龍在演講中囑託其繼任者必須繼續鞏固社會凝聚力、堅持做好長遠規劃、保證政治穩定和信任，持續堅守公正平等、賢能治理、清廉勤政（egalitarian, meritocracy and incorruptibility）的傳統，更告誡新加坡人「不能被成功和聲望沖昏頭腦」。李顯龍深信這些都是新加坡制度優越性之所在，是新加坡發展的基石。新加坡沒有最低工資制度，但它設定了多種低薪職業的漸進式薪金模式（Progressive Wage Model），任何聘用外傭的機構都必須滿足薪金門檻（Local Qualifying Salary ） 條件，加上任何低於某個水平收入的工人都可以根據就業入息補助計劃（Workfare Income Supplement Scheme）獲得收入補貼，數額約為每月2000港元。用最粗略的方式計算，這一類低薪工人的時薪超過10新加坡元，大約相等於58港元，遠遠超過香港現時最低工資的40元。由於新加坡接近80%公民居住在組屋，他們的居住條件更是遠比香港優越，成本更低，生活品質自然遠比香港好，社會矛盾遠低於香港，人民對政府的信任自然就高。

「求變」就是改革，無需再等指示

不少治港精英抗拒將香港與新加坡進行比較，原因大家想必心知肚明。新加坡和內地的治理制度有着絕對優勢，它們都非常重視群體利益，即使它們也必然存在既得利益，但只要不是「固化」的，就不存在難以逾越的「藩籬」，它們的治理結構更是具備了化解經濟社會深層次矛盾的內在動能。而在香港，「利益固化藩籬」以及「經濟社會深層次矛盾」已經嚴重到需要國家主席習近平和港澳辦主任夏寶龍多次提及。

如果一個經濟體擁有制度優勢，工會絕不可怕，共產黨更不可怕，它們可以發揮參與和引領經濟發展的角色，而且在發展中不容易發生勞資關係激化的困局。當香港或美國等先進經濟體自以為只有資本主義才能夠建設現代經濟及高端製造業，卻發現依靠勞工執政的新加坡政府和由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都可以成功地將經濟轉型及升級。相反，曾經引領高端製造業的美國、德國、韓國、日本卻在多個領域面對落後危機。這些先進國家的造船業、通訊科技、汽車工業都已經被中國大幅超越，就算是在航天、芯片、能源、軍事、量子科技等領域，大多數人都相信中國徹底超越只是時間問題。過去兩年美國政府全面抄襲中國的產業政策，但很可惜，這種東施效顰的模式根本無法修補西方制度的結構性缺陷，企圖以此反超中國已經是幻想。對於香港這樣的小型經濟體，如果不從新加坡的全面超越來重新審視自己的結構不足，如果拒絕改革，不進行戰略反思，重振昔日雄風可謂難上加難。

香港需要轉型和升級，只有全面擁抱改革才能做得到。為什麼香港的精英們就算遭遇2019年的衝擊，就算中央積極主動調整香港的治理結構，卻至今不積極推動改革？中央早就意識到這一點，習近平主席在這一屆特區政府就職時就已提出「積極穩妥推進改革，破除利益固化藩籬」的要求，但香港人沒有聽見，估計是因為大家以為這只是一句套話。改革必然觸動既得利益結構，要是真的執行，這可是天大的「變」，如何得了！最近夏寶龍主任直白提出要「識變、應變、求變」，相信就是意識到「改革」在香港遇到很大阻力，因而提出較為抽象的「三變論」。但這樣的隱晦說明，只會鞏固香港人逃避「改革」的要求，因為「變」還不至於是改革，而香港的精英已經習慣了靜候北京的指示，既然中央沒有明確表示，也就沒有緊迫性，就好像《基本法》23條立法，中央一旦重視就會清晰表白自己的要求，大家沒有必要自作聰明，否則一旦搞錯了，怕是大錯特錯。

「客氣」只會誤事，撐不起一國兩制

「一國兩制」是香港的特色和制度優勢，估計絕大多數香港人都支持，但它也是香港人的認識負擔。叫口號容易，認識它背後的意思卻不簡單。在過去幾十年，大多數人，包括不少中央幹部，都對「一國兩制」存在各種誤解。江澤民總書記就曾經認為「一國兩制」是「河水不犯井水」，大多數治港精英認為既然香港保持資本主義制度五十年不變，習近平主席最近也說五十年之後也不需要變，自然不會真的要求香港「推進改革」，而只是說了一句「阿媽係女人」般的套話。香港23條立法中央也是提出了二十多年之後才認真要求，改革就再等等吧。

《香港01》曾經多次講過，中央官員對香港官員還是要說大白話，過於抽象和客氣的哲學話語難以被理解。就以「識變、應變、求變」為例，引述夏主任的香港精英們不在少數，但明白它真正意思的卻沒有多少。早幾年曾經轟動一時的「告別劏房」論，很快就成為普羅市民茶餘飯後取笑的例子。中央政府對香港的耐心早已經不多，最近對23條立法的要求和推進過程中的超人速度，再一次證明中央需要重新認識與治港精英溝通的有效方法，「客氣」只會製造更多誤解。

很多人最近都在講，香港目前正身處「矯枉過正」的時期，因而應該給香港提供更多調整空間。這句話看似有些道理，但將「矯枉過正」視作情有可原，甚至是合理和必然的，就會變成是藉口，為缺乏「識變、應變、求變」的理解和改革魄力尋求開脫。新加坡、中國內地、香港都有着自己的獨特背景，難以相提並論，更不好直接比較，但這不表示相互之間無法借鑒，甚至作為學習對象。當內地和新加坡都是不斷改革求變的成功例子，為什麼香港就不可以模仿一下？

今天是五四運動105周年紀念日，中國共產黨推動的革命就是在這場運動的「識變、應變、求變」氣氛中生根發芽，它或許不是夏主任提出同一句話的背後意思，但香港今天的困局與當時的中國有着異曲同工之處。香港不需要革命，但如果不主動「求變」，它將承受的衝擊估計不會低過當年的北洋政府。